我在防疫“一点五线”
新冠病毒疫情突然而至。大年初二一早，接到单位通知，在本地的人员要迅速集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那天来了一半的同事，都戴着口罩低声讨论着疫情。虽说我所在的县城离武汉有千山万水，可来势汹汹的疫情让人们个个脸色凝重。
这次，我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到城区各个路口从事防控工作，我的活儿是在银北高速公路口执行检测任务。临行前一天晚上，我检查自己的“装备”，口罩、帽子和一双厚手套，夏天的太阳镜拿出来又放下了。
第二天出发时天色尚早，路灯还亮着，只见小区门口的店铺都拉下了卷帘门，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有一两辆出租车缓慢经过。路过欣兰广场，为春节特意挂上的一排大灯笼看起来暖暖的，可是广场却像退了潮水的海滩一样空旷。高速公路出口临时搭建了两顶帐篷，里面拉了电线，摆了桌椅和呼呼吹着热风的电暖气，折叠床上有一些纯净水、面包和方便面。
穿上黄马甲，手持测温枪，我们换下昨晚的值班同志，正式上岗了。负责这个检测点的老赵一再说，防护服和医用手套很快就到了，大家各自小心一点。
我的工作是给车里的人量体温，检测是否有发热症状。这个看似简单的活儿也有“技巧”。早上空气清冷，测温枪动不动就罢工。夜班同事传授经验说，可以在腰上系一个暖宝宝，握着测温枪的手一直揣在暖宝宝里，保持温度就好使了。我触类旁通，干脆把测温枪捂在腋下。
平时这里有八个出口，此刻只开了两个，用路障划出的行车道上铺着长长的地毯，湿漉漉地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道。每隔一会儿，还有人继续往上面倒一桶消毒水，每辆车都要从地毯上面压过。站在结了冰的地毯上，架不住寒从脚起，脚指头发麻，只能不停跺着脚，见有车来了就赶紧围过去工作。
不一会儿，老赵跑来说，从今天开始不光要测体温、登记车牌号，还要留下联系方式，记录车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此，检测时间加长，车辆逐渐排起了队，而所有的车都在静静地挪动，没听到按喇叭的声音。
临近中午，垫子上的冰逐渐融化，防护服和医用手套都送到了检测点。因为我们介于一线人员和二线人员之间，有人悄悄说了一句，那就是一点五线了。穿防护服的时候才反应过来，一忙起来一直没喝水。帐篷里没有热水，拧开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也不敢多喝——穿上连体的防护服，上厕所可是件麻烦事。
身着白色的防护服，握着测温枪，有些走向“战场”的感觉了。让我感动的是，不时有人从车窗里探出头说声“辛苦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很是暖心。
防护服穿了不到半小时，头上就不停冒汗，顺着耳朵往脖子里流。我吃了碗泡面又投入工作，下午不知出了几身汗，身上的防护服像铠甲一样沉重。薄薄的防护服本身没有多少重量，是一整天奔波后的体力透支让身体感觉沉重了。至于腿上溅的一片泥点子，是顾不得了。
下午的阳光像火炉一样烤着我们，和清晨比起来简直不像是冬天。公路如同一条涂了油光的带子向远处延伸，路边泄水沟里的薄冰开始融化，连片的蒿草在阳光下舒展枝条，成群的麻雀扑棱着翅膀从路这边飞到另一边——北方的冬季总是这样呈现一片单调的景致。可我知道，春天就孕育在这片土地下。
工作的间隙我拍了几张照片，发在同学群里，配上两句文字：“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这是京藏高速银北站，我在这里值勤，守着“一点五线”。
作者：水禾
楔子
在这四方的小院，梅花开得正香，偶尔有一两声清脆的鸟鸣从枝叶间传来。老公犹如困兽般地来回画圈走，嘴里不停念叨：可恶的疫情，我四年才有的探亲假呀，又回不去了！娘啊娘，我想你.....
陪着他不停地走呀走，内心里却有几许自私的窃喜：不用面对春运的拥堵，不用担心沾染那些恐怖的肺炎病毒，也不怕被隔离的风险。出不去门，天天猫家里也难受，不是吃就是睡真跟猪差不多。不过，段子手的有趣调侃倒是稍解了些恐惧——武汉还算好的，黄冈隔离得做黄冈秘卷，初二的数学得有一大半人做不出来！！冷幽默的背后是太多国人的无奈和心酸。付诸一笑，内心的惶恐不安还在。我们尚且如此，不知那些身在武汉的人，那些因疫情出征与亲人离别，甚至目睹着丧失家人、生命的痛苦，谁来告慰安抚？！
搞不懂那些奇葩为啥要吃那么恐怖恶心的蝙蝠，还有那些残忍的猴脑食法，活该他们半夜被恶梦折磨，甚至被吓破狗胆。
拼命转载最新疫情和感人事迹，惟恐漏掉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对于口罩、酒精，甚至双黄连口服液，我一向是后知后觉的。等我醒悟，黄花菜都凉了。大抵和某些人、事一样，得随缘。想起
有刚碰面的同事回忆去过确诊病例看病的诊所，吓得心惊肉跳;；我的咽炎咳嗽月余仍不见好，总害怕是潜伏期症状;妈妈该去重庆拿药了，可川渝交通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值得忧心的事一大堆。
没有月亮的夜晚，星子半挂夜空，灯火伴着“吱吱可可”的几声虫叫在寂静中来临，凋零的衰草枯枝随处可见。低首回眸，却惊喜地发现，在我的身畔、触手可及的地方，摇曳着一株粉色风信子！残破花台青苔如绒，花骨朵柔嫩婷立，这勃勃生机，是花语的期翼，也是春天带给我们的希望和慰藉。
（一）
小时候，家门口种了许多紫罗兰，浅蓝小花在瓦罐、洋铁皮桶里开得漫不经心。一条石板砌成的水沟爬满翠绿苔藓，四五米高的岩坎滑溜溜顺沟蜿蜒而去。挨着住的几户人家有三户和我们同姓。如今，住过的那排平房早已不见。
离平房不远处是消毒水弥漫的卫生院，西面有四处漏风的厕所，旁边的空地长了几棵竹子和杂树。有雾的早晨总能看到几只白鹤飞来，红嘴黑长腿，翅膀扑棱着，分外漂亮。看多了生死悲欢，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山医生习惯了一场接一场地手术、抢救，记忆中的他总是戴着金丝眼镜，一幅悲天悯人的文雅模样。他给我们打预防针丁点儿都不疼，哪怕是胳膊上划十字种疫苗也不害怕；磕了碰了，水泡溃脓对他更是小菜一碟，药到病除。奶奶一直说：他是活菩萨。
冥冥中，有些事真的很玄乎。比如四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奶奶总喊头晕。那天我突然对同伴说：我可能是捡来的孩子。一群疯女子哄堂大笑，“你就是捡的！”拍桌子的拍桌子，打巴掌的打巴掌，还乐得眼泪都出来了。
小我两岁的妹妹和我都喜欢喝奶奶煮的红苕水，我们穿了厚厚的棉裤在屋里跑得正欢。“砰”地一声巨响，盛满热水的暖壶被踢翻，烫在了妹妹的腿上。在妹妹的哭嚎声中，探家归来的父亲恰好推开了门。顾不得放好行囊，暴怒的他将傻傻呆站的我猛地拎起，小鸡般挂在了高高的院墙上，耳边是他的咆哮：“叫你不带好妹儿，在屋里乱跑，就只晓得疯!！”估计不是邻居拉得快，凶巴巴的他就把我从两三米高的院墙上扔出去了。任凭我怎么哭喊，努力朝他们伸直了双手，妈妈和奶奶也不敢过来抱我。趴在院墙上，我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翻来覆去地喊：“就是你们捡的，都不喜欢我！”哭累了，嗓子也哑了，月夜里冻得发抖的我看着远处飞回的白鹤忘了害怕，一遍遍小声唤着：白鹤白鹤，尖尖脚……
隔了几天，小脚的奶奶在寒风中紧抱着妹妹，在街边的石凳上坐了一下午，晚上就咽了气。从此，哪怕我哭红了眼，再也没有人像她那样慈爱地抱过我，笑着摸我的头说：来，给你拿烤红苕。
父亲最喜欢念叨什么“黄金棍子出好人”，我却不以为然，甚至学会了挺直脊梁倔强面对。不过，读书用功的我后来反倒成了家里最少挨打的那个。平日里抢着扫地、煮饭、喂鸡，邻居们总羡慕妈妈，说我是“贴心小豆瓣”。暑假里，姊妹几个用暖壶装了凉津津的泉水摆摊卖，一分钱管够。每到农忙时节，去乡下舅妈家、大伯家割麦打谷也是一点不含糊，吃着香甜的麦粑和新米饭，哪怕胳膊割出了血痕也不觉得痛。
临过年，走街串巷卖新衣服的来了。蓝白相间的花格子童装特漂亮，伙伴们说我穿起最“洋气”。妈妈却只买了一件，给了矮我一头的妹妹。我委屈坐在门口的泥地上哭泣：别人家都是大的穿了给小的呀，为何我只有妈妈的蓝布旧衣裳。伍伯娘递给我两角钱，说：去买糖吃吧！你妹儿一直捡的旧衣服啊。我却哭得更凶了。他们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我是真的只有糖啊！时至今日，依然记得伯娘的好，也明白了母亲当年面对贫穷时的无奈和无助。
后来，爸爸的战友从东北来了，给我买了件一模一样的格子衣裳。他们穿着绿军装，很神气也很严肃，在那里嘀嘀咕咕，好像要找一个小孩。跑去偷听，却被大人撵走。最气愤的是，妈妈说，好不容易炖的鸡，估计是嫌我们锑锅炖的，柴火熏太黑，他们吃都没吃一口。心里暗暗自责：怎么就没有使劲多刷两遍呢？！后来，他们坐着军绿的大卡车走了，拉走了一个叫小翠还是小梅的邻班同学。我不记她的模样，只记得她有焦黄打结的头发，早早没了娘，和我一样又瘦又小。
其实，我内心里是非常羡慕她的，从此有人疼了，多好啊。
（二）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不留我歇，桥脚里歇，有条花花蛇......”听到这样的童谣，我就会想起艳姐。她是我的堂姐，很有绘画天分。陪她穿过黑咕隆咚的巷道，辗转爬了好几栋楼，才找到县文化馆的蒲老师。传说中很倔很清高的蒲老，看了姐的画，痛快收了她为徒，不仅不要一分钱，还免费提供水粉颜料和画纸。那年月，这些钱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学生来说，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啊。
八十年代末的广安县城不像今天这般繁华，搁哪都有艺术特长培训班。文化馆对门摆了几张乒乓球台，旁边的花台里种了几棵凤仙花，学艺术的女子闲来捣碎染指甲，粉红粉红的手，美得跟天仙似的，让人羡慕不已。乡场更落后，几个八卦的老太婆总爱围在后院地坝里，指指点点还外加眉飞色舞地撇嘴、吐口水。我们总纳闷：为啥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家没有儿子，碍你啥事了？生儿子真那么好？!
堂婶是个生意人，在街里开了一家杂货铺，生意一向不错。米面糖茶烟酒瓜子啥都不缺，甚至上坟的火纸鞭炮也有。那年月，不管吃不吃得饱，大人细娃烧纸信迷信却是一套套的。碰到过年节或逢场日，更是忙都忙不过来。堂姐放了学，总是一边帮忙卖货收钱，一边拿了作业和书本抽空学习。不过，雷打不动地是周末一大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堂姐总要独自摸黑一个人走几十里路，从观塘走到广安县城，再饿着肚子在月夜里走回家，只为听蒲老师一节绘画课。
伙伴们有时会吓唬她：昨天晚上，看到下场口出车祸那里有个白乎乎的东西在地上一直爬，肯定不得走。我是不信邪的，第二天早上专门拽着堂姐往那跑，小伙伴走到那里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在晨雾里吱哇乱叫着往回跑，堂姐也吓得闭上了眼睛。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告诉她：看嘛，有啥子嘛？莫个人黑个人。姐终于大着胆子走了过来，一帮小丫头也靠过来，胆怯地说：耶，奇怪了哈，怎么就没得了呢？其实，我也是胆小鬼，心里吓得直哆嗦，为姐竟然英雄了一回。
堂婶听多了议论，有时气不过，也会在巷道里叉着腰，对着她们姐仨破口大骂：“背时女娃子，以为你是啥子金枝玉叶哟，饭都吃不饱，画啥子画！”打完骂完又偷偷躲在灶屋里掉眼泪。
不过，打那之后面容清秀的姐像变了个人，目光里多了些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从未间断。“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当年上场口食品站墙上的红色标语，也是姐教我记得最牢的励志格言。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堂姐的目光，那里有坚定的信念，也有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和决心。
学画是一件苦中作乐的事，贵在持之以恒。后来姐靠着一支画笔考上了美术院校，毕业也分到了外地，从此远离了矮平房。逢年过节，姐倒是会寄回数额可观的钱给堂婶。捧着那些钱，我不知道一脸笑容的堂婶，心里会不会有一丝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待她？
（三）
区公所在对街，院墙后有一个荷塘，穿过开满步步高的层层石阶，躲过院墙边结籽的青色蓖麻树，就能看到。那时记得最牢的课外知识就是蓖麻有毒有刺，却可以外敷入药，全身都是宝；葛麻叶子里面是白色，摸起来却很扎手，打麻绳却很结实。记忆最深的还有旁边的公社食堂，时不时飘出炖鸡、蒸玉米粑粑、馒头花卷的香味，惹得馋嘴的我们忍不住靠近。
半条街的小孩儿，都躲在区公所背后的池塘里抓田螺捞虾。然后扯一把野葱，在瓦片下烧一堆火，美其名曰：炒着吃。有胆大的摸块家里腌的猪油放上面，也不管好吃赖吃，有没有细菌，糊得满嘴漆黑，也满不在乎地一通大嚼。那年月的娃，大多缺衣少食，却很少生病咳嗽。
半大的男孩和我们玩的不一样，没事就学电影《少林寺》里的和尚打坐，双手合一，还念念有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普渡众生，阿弥陀佛！要不就绑了沙袋练轻功，扎好马步举石锁，嘴里还不忘“嚯嚯哈哈”，把平整的教室地面砸得坑坑洼洼，没少挨老师训。安是最调皮的那个。听人说：他爸在很远很远的山里采矿还是干啥，反正很少回来。他妈好像是个护士，一天忙得脚不沾地，也管不了他。想着他的可怜，也就原谅了他惯常野蛮搞破坏。每每路过他家门口，看着安妈瘦弱的身体花白的头发，我小小的心脏就有些莫名的担忧。
那天，一个拎着大包的男人在月色中推开他家屋门。我听见安妈发出一声惊叫。糟了！不会是坏人吧？我慌慌张张跑回家搬救兵。不等我磕磕巴巴说完，妈妈就着急喊了几个邻居拿着大棒子赶去，回来一边抹泪笑，一边指着我额头说：傻丫头，那是他爸！
看着安开心的笑容，闻着屋子里果子、糕点的香甜，安妈一扫平日拘谨笑容满面，忙进忙出地端茶递水。我突然也有些盼望远在部队的爸爸回来，哪怕揍我一顿，也好过眼馋别人家的北京酥。
在越来越响的鞭炮声里，爸爸挂着盆拎着桶终于回来了！他把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全国粮票、布票换成我们爱吃的大米、猪板油背了扛了回来，偶尔还有我们难得一见的“猪嘎嘎”！脱下厚重的军大衣，端了热茶欢天喜地围过去，我怯生生躲开爸爸粗硬的胡子扎脸，系了小围裙守坐在煤炉子边。骑“大马”是哥哥的专利，妹妹在爸爸的怀里“咯咯”直笑，尖叫和满屋子的欢声在静夜里传出好远好远。
县城工作的郑叔叔周末回来，都要给娟姐带回一堆好看的图书，有《少年文艺》、《红领巾》，偶尔还会拉上一曲美妙的二胡，也会放了收音机教我们唱儿歌，让我们比赛谁的嗓音最好听。我时常去她们家，静静地捧着书，一呆就是小半天。郑叔叔一向和蔼，某天喝了酒红着脸数落娟几个：“看看你们几个，买书不晓得看，就知道玩玩玩！！学哈别个！”我吓傻了，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扔了书拉开门就往跑。望着树上的知了不知停歇地叫呀叫，朵朵紫白梧桐花被风吹落，我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很久不去娟姐家，郑叔叔还专门问我咋不去玩了？口里没吱声，心里却明白自己错怪他了。
打那之后，爸爸也给我们买了不少好看的连环画，由哥哥管着。我家电视机前不再挤满了闹哄哄的人，也没有人抢台要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或是《铁道游击队》。不过要看书，哥哥就耍赖，管我要零花钱，一分两分都行，实在没有就拿攒的邮票火花糖纸换。那时小，换来换去，全都易了主！气急了去告状，爸爸总会痛扁他一顿。看哥哥眼泪汪汪地哭，我也跟着很难过。
从前家里姊妹多，一天没有几场在月下撵得鸡飞狗跳的闹剧，没有在咸菜坛子里摸酸菜吃的恶趣，没有过年猴急抓到烫手酥肉吱吱乱叫的故事，估计那都不叫生活。多想再回到从前，在月夜里漫步，在春风里呼吸，梨花如雪，桃花染红了每一个山岗和村落。
（四）
八十年代的观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每天都有很多过路车去天池桂兴拉煤、拉水泥。
正月里，堂姐出嫁过礼的鸡鸭鱼肉挑过来了，欢喜的吹吹打打声中姐捏了小手绢直抹眼泪。大家都说她是土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嫁到福窝窝了。我们照例在路边搭顺风车去坐席。给我和珍表姐拦下的司机有点年轻，一撇小胡子看起来有点儿流里流气。不过，珍表姐可是走过好几回的大姑娘，我跟着她，大家自然放心。
车过八一桥,“小胡子”不停车，径直拉了我们上山。问为啥不停车，回说一会要从另一边下山，正好送我们去三墩坎。我们将信将疑，对了个眼神。然后我就和珍表姐说：“我爸认识很多跑汽车的师傅。”小胡子瞥了我一眼，没吱声。车在山里绕来绕去，风景很美，路边开满了许多不知名的小野花。三绕两绕，表姐趴在车窗往外“哇哇”直吐。“小胡子”终于停了车，说：我下去拿个东西，你们莫乱跑。心里犯疑，看他前脚走，我后脚跟了过去。他正跟几个老头在那里比划我们停的车，看我跟去竟然吓了一跳。我假装问他好久走，说要借这里的座机打哈区供销社电话。有个村干部模样的老头问我：“你打得来呀？”我老练地点点头摇通电话，还不忘指着坐在车里的珍表姐说：“她马上初中毕业考高中了。”小胡子有些着急，让我先回去。然后我看到那个老头在那里直摆手，然后还和旁边的人摇头晃脑争执着什么。不一会，小胡子满脸晦气地往回走。我担心珍表姐，赶紧跟着上了车。“小胡子”继续往山里开。
“我爸退伍了，他可厉害了，现在还能单手碎砖呢！他有很多战友也在跑汽车。叔叔，你是哪里的？会不会和我爸战友他们是一个单位的？”我盯着“小胡子”问。他扯了扯嘴角没说话。珍表姐说：“这么多跑车的，哪门可能哟。”我急得直瞪眼。
隔了一会儿，我对珍表姐说：“得喊师傅跑快点，我爸爸刚才给我说了，他在三墩坎等到十一点，不然就喊我舅舅在八一桥骑自行车接。”“小胡子”死劲盯了我一眼，没吭声。我故作神秘地对珍表姐说：“正好走八一桥我舅舅派出所去耍盘。他那里有手枪。”我看见“小胡子”吓了一激灵，把方向盘的手都抖了起来。然后，他对我们说：“莫急，事情办完了，我马上送你们去三墩坎。”
那天，宴席快结束了，我和珍表姐才有惊无险地赶拢堂姐家。爸妈问怎么这么晚？我笑了笑没说，心里却是吓得不轻：善恶就在心念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若人人只图自保，你就只差给坏人数钱了。鲁迅先生早就告知了我们这个不变的真理。
（五）
大伙儿鼓捣嘴甜的小刘娃叫我师傅。摸到良心说，我真算不得他师傅。
家住岳池的他第一次来上班，我几乎没有印象。唐姐说：“娃儿学的计算机。简直无法理解一个考得起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的娃，为啥要到我们这里打这种要长不短的工。也无法想象一个朝气阳光的男孩呆在这暮气沉沉的地方，挣着不到两千的工资，图的啥？”能养家糊口吗？这不该是青年人该有的生活啊。果然，没几天他就翘班不来了。
隔两年，他又回来了。内敛安静地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脸色苍白，手指笨拙，档案倒是做得中规中矩很仔细。却感觉他与从前大不一样，仿佛少了些什么。
熟了，他给我们讲他的故事：姐姐远嫁到外地了，以前家里还有个哥哥，得了一场大病走了。痛失爱子的父母四十多岁生的他。本在成都有个打工认识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家里却拿不出彩礼，更别说在街上买房子结婚了。婚事就无限期地拖在了那里。他和女朋友都很困惑，不在同一个城市，看不到前途。想了断，却偶尔还联系，就这么一年年拖着。仿佛都在等对方耗不起的那天。说到激动处，他声音大了起来：“为啥要生我嘛？家里条件又不好，偏偏还要生下我！为了他们自己的执念，姐儿从小活路做得多不说，还怄气受苦。六十多岁了，父母还要出去打工，生病了也不敢去医院。弄得我们子女很不孝的样子。我也不想他们那么辛苦啊。小时候，好几年过年都回不来，一到过年，我们总是各人在屋里无聊地呆着。”
我能想象出那样的场景：大过年，别人家张灯结彩。他们的房子四处透风，姐弟俩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赤着脚。大不了几岁的姐姐像个大人般在灶塘边忙碌，添一把柴火，又赶紧用冻得红肿开裂的手，抹干净弟弟脸上的长鼻涕，还不忘回头看看门口爸妈有没有回来。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失望，无数的他们就像田埂上的狗尾巴草，歪在寒风里，孤零零生长，却又祈盼每一个春天的到来。
在这场疫情来临之后，我不知道打临工的小刘娃身在何处。倘若孤苦一人，身在异乡的他有口罩吗？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死生的考验？他和那些身在疫区无人看管的老人儿童都能吃得饱穿得暖吗？陌生的城市里陌生的人群里，那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人生坎坷和不幸，甚至痛苦绝望。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劝他振作起来，看不到前途，何不努力改变？他苦笑着说：怕了，也不敢去想将来。不想让自己重蹈覆辙，丁克也许会是我最好的出路。走父母的老路，让自己将来的孩子面对自己的一事无成，埋怨我。那样，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小刘执意给自己取了个名字——错生，望着他有些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我说不出那些冠冕堂皇劝慰的话。方方曾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底层人间的甘苦冷暖，唯有自知。
（六）
春天，院子里淡黄的枇杷花早已开败，结满了许多青色的果子。大人们总要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们：“油菜花开有疯狗出来，细娃儿些莫乱跑！当心癫狗出来咬人！”旧时的观塘，就像中国无数小镇中一粒不起眼的沙，偶有些新鲜事，就会打破一贯的宁静。
比如皮肤白白的那个疯女每一次出场，总是令人惊恐。我记得她姓陈，她爸好像是一个语文老师。在我童年的梦魇里，她总会穿过暗黑的街道，披散着头发，弯着眼睛对我痴笑，朝我伸直了手，手指细长尖利，嘴里念念有词：“来，来，来！我给你买糖吃!”她想抱紧我，我却吓得死劲死劲地往家跑。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我怎么跑，也穿不过金黄的油菜花田，街道两旁是密密的桉树林，它们的新芽嫩绿气味浓烈，它们笔直地挡住了我回家的所有路。有时是一激灵吓醒，有时是拿着剑飞在半空刚要掉下来，反正怪吓人的。
平日里我倒是不怕她。不发病的她总是安静地捧了书看，要不就是对着我们抿嘴温柔浅笑，也不多言多语。我们大多数时间不搭理她，偶尔也会和着旁边弹棉花的“嗡嗡”声，弯着腰撅着屁股，一边学弹花匠的滑稽样，一边还不忘扭屁股齐声大喊：“弹弹弓弓，我是你公公！”弹花匠佯作恼怒，我们一帮小鬼头则哈哈大笑着作鸟兽散。本来安静的疯子看我们乱跑，着急起来，使劲拽住某个倒霉鬼的衣服，一边尖声喊“不跑不跑”，一边扭得更紧。小孩子终究忍不住害怕，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事后她的家人总会买了糖道歉：“细娃儿书读多了，没考上大学。不怕喔，对不起哈！”她爸在那里喋喋不休地道歉，一边讨好地摸摸刚才差点被吓得尿裤头的孩子脸。旁边就有爷娘没好脸色了，冷了声说：“各人屋里娃儿啥子情况不晓得嗦，还总出来吓人！”更有甚者，会在她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时鼓噪：丢了嘛！再生一个撒。也会有人出来帮腔几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哦。各人娃儿各人心痛！
老陈头不管别人说什么，一把搂过吓得瑟瑟发抖脸色苍白的女儿说：“我苦命的娃儿诶，好赖是一条命！”摸摸女儿的头，疯女拽着父亲的衣角，不顾众人的脸色，在漫天的金黄油菜花间相携归去。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因为我处于人类之中”，这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亦是如此，无论缘深缘浅，最终都是逃不掉背影渐行渐远。
夜雨淅淅沥沥下着，敲打着城市的屋檐和我们沉甸甸的心房。穿过一地的落叶和慌乱的人群，微笑回转身。多年后，他乡亦故乡。
作者：阴晓芹
踏咸菜
响应政府号召，居家自我隔离，就觉得一下子精神起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个睡觉，睡觉睡到自然醒变成真的了，惬意至极。几天过去了，又突然觉得睡多了也不行，其他不说，这个腰有点软，有点酸，精气神反而不如前几日。想来想去，就知道自己骨头有点贱：这人啊，就是劳碌命，一天到晚闲着也不是件好事。还有就是：家里三顿饭，吃来吃去都是猪肉，炒来炒去都是青菜，而且青菜也不多了。
母亲说，人是要寻事做的，这样，娘儿俩去一次菜园，挑一担青菜，我们腌点咸菜，好哇？
不是家里有咸菜么？
你自己腌的自己欢喜。
菜园离家两百米，向南走，再右转，都是一尺宽的田埂，田埂上都是青草，一半萎靡了，一半还绿着。远远望去，菜园里全是绿色，阳光下，晶晶亮，还未走进，一股股青菜的气味和着土地的气息，向我们扑来——这是已经在发动了的春天的味道。
青菜挑了回来，摊了半个场地，母亲寻了只矮凳坐下，开始去老根、剥老叶，母亲说，要腌好咸菜，先要将青菜一棵棵理好。我打小就知道，母亲腌咸菜是村里出名的，怎么腌法自然听她的。母亲问我，小时候腌咸菜的事情，你还记得哇？
啥都记得清清爽爽，一样也没有忘记。
先说咸菜的好与坏，一般来说，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的，一是颜色，二是口味。要想咸菜有悦目的颜色和上好的口味，腌制方法大有讲究的。
我记得当年，队上许多人家，居多是女同志，走过我们家，说是看看望望我们，在场地上一蹲，拉过一条长凳，就开始家长里短的闲扯，其实是兜个大的圈子，要几棵咸菜。那时候要多要少，都不叫一碗的，而是以棵论数。她们对我母亲说，想要有棵咸菜吃吃。母亲听了，自是高兴，因为别人的讨要就是一种肯定，这是母亲很光荣的时候。
母亲居多是挑了最大、最好看的给她们。而拿了咸菜的人家，碰到这样的热忱、爽气、大方，看到这样的咸菜，自然也是欣喜万分，表扬我母亲，说咸菜腌到这个份上，也是真本事，一定心灵手巧，顺带还会赞扬我们全家。她们不知道，母亲是专挑颜色黄白的、个子大的、模样好看的送的。平日里她都将这些咸菜压在别的咸菜底下，甚至是缸底，就怕父亲和我拿了吃掉；而留在缸面上的那些咸菜，棵棵都是相对小些的，有些还是墨墨黑、软塌塌的，咸菜的干都是荡下的，叶子也碎七碎八。
我们家的咸菜好吃，与母亲裁剪鞋样一样出名。出名的是咸菜，跟着出名的是人，是母亲。母亲为这名声需要一年的经心。一年过去了，咸菜缸翻身了，她也就歇息了。母亲说，开心，好闲一些日子了。可不消几月，又要忙了。母亲的忙是从选种开始的，所以，问一声好咸菜如何腌制出来，还不如说好咸菜是如何种出来的。我那个年纪很少去田里的，但母亲在场地前留下的那几棵青菜种，是见过的。那几棵青菜长得特别的大，上下一统，很圆润，很健康，菜板宽，菜肉厚，白中带绿，越是朝上绿颜色越是鲜艳，菜叶像小蒲扇，朝上翘着，又片片张开，片叶外面大里面小，粗细纹理根根清楚，颜色正好与菜板相反，是绿中带白，白里有点青，没有一点虫子的啮痕。整个儿看上去，新鲜、鲜嫩、白亮、清爽。这几棵青菜，我们要看到它们起蕻，长出菜花。到了结籽的时候，青菜不好看了，像嶙峋的一棵小树，颜色不一了，菜干矗立着，但成了根竖插的花旗竿，叶片也成黄叶了。这样子很像村里的老人，他们养出了儿子，儿子成家了，他们就老了，就剩下一副皱了、黑了、松弛了的皮囊，与眼前的青菜种子菜一样，闻到的已经不是菜香，看到的也不是当初的模样。
那时段，母亲总是一天里去看一次，一是担心留作种子的青菜被人割了去，二是担心虫害发生。那些被挑到家里的青菜，她要一棵一棵地剥去菜边上的老叶，再用菜刀削去菜根，放在一边的地上——是一棵一棵地着地竖放的，不堆叠。堆在一起要有温度的，会热坏了菜。然后，母亲开始候着太阳，候一个日头不毒的日子。那个天气，太阳要暖洋洋，但不烫身，空气要清清爽爽的，但不刮风。母亲对我说，晒到菜干捏上去软了，菜叶团起来了，就可以腌了。这些青菜一般都晒了两个日头，母亲将青菜搬出搬进，我也跟着帮忙。我现在还记得，这些要腌制的菜叶，畚到杭州篮里的时候，与挑下来的时候比，缩小了很多，菜头的叶片儿全部耷拉了，随便你怎么侍弄，是没有菜汁脏你手脏你衣服的。母亲说，这个时候菜上就有了阳光，还有好的空气，还有了人的勤谨，所以现在腌起来就好腌，等将来吃起来就好吃。
开始腌了——母亲先将大缸洗干净，然后又洗了一个小缸。这个大缸的直径有一公尺半左右，高大概在一公尺二左右。颜色是黄里的暗黄色，且有斜边的条纹，条纹从缸的沿口顺道缸的下沿口，这条纹的口子，嵌入缸面一点点，像是用来透气的。缸的沿口是团起来的，滚圆边，手捏上去就像握住一柄有了人味的锄具一样，合手。有了沿口就有了抓手，假如要移动一下缸的位置，沿口就派用场了。缸里壁的颜色是全部乌黑的，没有条纹的凹凸，很滑溜，还有点光泽。母亲用土布先水洗，后干洗，擦了好几次，直到她自己满意为止。有时候父亲说一句，咸菜也是洗了再吃的，母亲当作不听见，白一眼，继续擦缸，擦好大缸擦小缸。说小缸其实也不小，也有半公尺直径半公尺高的，这个缸的咸菜总是先吃的，而且是自己吃的多。母亲告诉我们，小缸的缸料特别好，透气性强，腌的咸菜，菜板颜色蜡蜡黄，菜心颜色煞煞白，又鲜又嫩，可以生吃，保证肚子不疼。
我第一次参加腌咸菜是七八岁的当口。那天的傍晚，母亲准备好了一切，先叮嘱我吃好饭。为什么不在吃饭前腌呀？母亲说，现在海里还在涨潮，涨潮不能腌咸菜，涨潮里腌的咸菜，今后咸菜卤会不断地往缸外冒，这样咸菜要发酸，发霉，甚至于发臭的。我那时就想：家里的缸又不通大海，与潮汛有啥关系？反正那个时候也不需要理解，就需要听母亲的话。母亲说你去洗洗脚，我就洗脚了。母亲在洗套鞋，我穿的小套鞋。洗好后母亲替我穿上，然后说一句，今天的咸菜，儿子腌的。说罢就把我抱进了大缸。往年的这个时候，父亲在缸里，母亲在缸外，一个给菜，一个接菜，一个在缸边送，一个往缸内压。现在不是了，母亲叫我用手抓住缸的沿口，靠在一边，母亲双手拿了青菜，往缸底放去，一棵挨着一棵，先是菜根往缸边，排成一个圈，缸的底是不平的，底的沿口是沉下的，青菜正好放进去。放好后，母亲在所有菜的上面撒了一层盐，然后对我说，你用脚踏好了，要像走路一样。我听了母亲的话，一圈一圈地踏去又踏回，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在大缸里打转。这踏菜就像游戏，脚脚开心。母亲叫我歇歇，然后又放了一层青菜，又撒了一层盐，我就晓得又可以踏了。
我觉得穿着套鞋踏菜不过瘾，就自说自话赤脚了。起先觉得很舒心，像踩地。没过多时，脚丫被盐水浸得钻心般疼了，母亲抱我出来用水冲，冲了一会儿就不疼了。母亲说，还是穿套鞋吧。我说，穿了不开心的，还是赤脚踏。母亲说，那就随你了，说完又把我抱进了大缸。这回脚真的不疼了，踏了半个小时，缸里青菜越来越多，我也听见了缸底的响声，好像水声。我问母亲，缸里有水了？母亲说对的，被你踏出来的。母亲很开心：今天儿子踏菜了，过段时间吃咸菜你第一个先吃，不过，还不晓得儿子的脚踏出来的咸菜是啥味道。说完，把我抱了出来，这回是把我直接抱到板凳上的，说儿子累了，先吃口水，再吃点饭。
我没有吃饭，自个儿洗了脚，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母亲拿来一块洗干净的白布，盖住了青菜。这时候，父亲过来了，他扛起一块大石头，压在了白布的上边，问母亲：重量够不够？母亲说，够了，够了。
父亲转身看了看我，又望了望那只小口的缸，那神情有些怪样，但骄傲掩饰不住。
我记得清清爽爽，至今都没有忘记。
作者：高明昌
整个春节，我的家乡川东达州，响应政府号召，实行“人自为战，户自为战”网格化管理，取消一切户外活动，700万达州人足不出户，自行居家隔离。城里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那个晚上，我戴上口罩下楼，想去药店买点口罩酒精备用。但几个药店都缺货，淘宝也说暂时发不了货。这下有点慌了。幸好朋友送来几个。我掂着轻薄如纸的口罩，心里满是感动。
我放好口罩，打开电视，所有的新闻都与疫情有关，满屏都是身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医护人员与时间赛跑的画面；还有备受关注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抢建工地直播；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医学专家通过央视向公众说明疫情现状，介绍居家隔离如何防护。楼下小区院内，开始传来滚动播放疫情宣传公告小喇叭。同时还听到公路上流动宣传车的高音喇叭。这让我突然理解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不仅是武汉的事，也不仅是医疗单位的事，这是全中国的大事。我想起儿时看过的老电影《地道战》，村头那口敲得当当响的报警铁钟。我想，我虽不能为这场战役做点什么，至少要做一个不给社会添乱的好公民。
我开始学会非常认真地在水龙头下抹肥皂洗手；我戴上口罩去超市买菜，先在入口处检查体温；买菜回来，我必先洗手，再摘口罩，还得将外套脱下，挂在阳台通风，再用酒精将手机、钥匙和门把手消毒。然后换上居家服，才可以在屋子里煮饭洗衣打扫卫生，一点不敢马虎，全都按电视里教的程序在做。后来防护升级，进入超市除了戴口罩，还必须戴手套穿鞋套，坐公交须持身份证上车，有的小区开始凭疫情出入卡放行。
其实，居家隔离对我来说，真不算个事儿，无非是活动直径小了点。从卧室到厨房，从客厅到书房；饿了，就煮点自己喜欢吃的家常菜；困了，喝杯咖啡，看看书，或铺开宣纸，涂鸦几笔；闷了，就刷刷屏，看看朋友发的段子抖音，给在成都的女儿和外地的朋友报个平安。
偶尔听到楼下有人与门卫和把守大门的社区干部发生争吵，原来是有跳惯广场舞的大妈被关闷了，想出去放个风，透透气，这当然是不允许的。这场疫情既是一次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考，又是对市民文明素质的一次检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和基层执法人员既要科学阻断病毒传播，又要平衡老百姓因居家隔离带来的诸多不便，可谓用心良苦。
一眨眼十多天的隔离日子过去了。但眼下疫情警报还未解除，隔离仍需继续。好消息一波一波传来，继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后，雷神山医院又同样以惊人的中国速度竣工；确认病例的数据在减少，治愈出院的患者在增多；“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被网友称为“王炸”的“四大天团”会师武汉，打响围剿新冠病毒大决战；元宵节当天，武汉某医院隔离病房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母亲，经剖腹产手术产下一子。这个健康可爱的小天使像黎明的一道曙光，照亮了孩子母亲和医生护士的心；这降临人间第一声嘹亮的啼哭，更像寒冬里的一轮暖阳，温暖了电视机前的我和无数人的心，也让庚子春节假期春意盎然，暖意融融。
白衣天使在作战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迄今为止浙江派遣了2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在派出医疗队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人数位居前列。他们冲锋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与病毒鏖战。
2月14日，浙江第四批援武汉医疗队171人在浙大附属第二医院集结出发。浙大二院护士长吕敏芳为院内一位1997年出生的小护士写下诗歌《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用年轻的身躯/担负起这个时代的重任/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逆风飞行，披荆斩棘/孩子，等你归来！”
诗歌情真意切，泪水中涌动着大义，牵挂中昂扬着斗志，这也是誓与死神搏斗发出的呐喊！
一
疫情就是命令，白衣就是战袍，医生护士就是战士。
2月17日，湖北省荆门市刚刚降下一场大雪，整个城市白雪皑皑。这是浙江首批支援荆门医疗队抵达的第6天，在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的一层病区，仅仅用24小时建起了一个ICU，已收治20多名危重患者。
就在这支医护队伍中，有35名来自浙大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医护人员，其中11名队员组成了“男护士团”。
14日中午12时，ICU护士卢州完成一切准备，进入收治了两名患者的负压病房。与他搭档的是王昊囡。
为了让护理工作更为精准，护士们必须熟悉每位患者的状况，但是患者的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等资料并不齐全。“我们根据有限的病例资料顺藤摸瓜，逐一向他们的家人或者曾经住过的医院了解情况。”卢州和王昊囡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拿着纸笔一一记录。
这天下午，一位症状相对较轻的女性患者向卢州和王昊囡示意。由于患者带着氧气面罩，医患之间的交流只能通过眼神和默契。卢州很快明白了她想喝水，得到医生许可后，卢州小心翼翼地取下患者的氧气面罩。可是，喝完水后患者不愿戴上面罩。
一旁的王昊囡见状，连忙上前配合，用手势和语言向患者解释，如果不继续吸氧很有可能导致病情恶化。“患者离开面罩的时间不能太长，我们俩争分夺秒，费尽心思地劝说。”好在一两分钟内，他们成功说服患者戴上了面罩。
“这就是前线ICU，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卢州说。
1986年出生的ICU护士梁寅，是这支“男护士团”中的“大哥大”。当日下午4时至8时是他的第一个班。全套防护服装备的穿戴十分耗时，梁寅足足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病区。
梁寅的第一个护理对象是位60岁的危重症女性患者，他每隔一小时给她抽血化验，以此作为调整呼吸机的参数。
原本最为熟悉的抽血动作，此时异常艰难。“由于防护服过于笨重，我的动作变得迟钝。”梁寅说，在层层防护之下，他的视觉、听觉、触觉都不灵敏。
尽管之前做了防雾处理，但他的护目镜上都是水汽，要看清患者的血管都吃力，两到三层的手套让手指不再灵活，还有厚重的整套装备，让他在遍布监护设备的ICU里走动要格外小心。
一边是变得迟缓的行动，一边是与死神争分夺秒的重症监护工作，这对ICU的护士提出了挑战。
晚上，指针指向11时，ICU护士刘康的手机上传来好消息：下午他参与护理的两名危重型患者血压恢复正常，身体状况暂时趋于稳定。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开心了。”虽然是一名90后男护士，刘康已是老兵。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比如穿着防护服打针、抽血、穿刺，动作很难到位。为了减少患者痛苦，刘康在宿舍反复练习，终于练出了手感。
作为护士团队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们精力充沛、耐力持久，尤其在工作强度较大的危急重症病人护理上，更能显示出男护士的优势。
荆门有大量危重症病例，浙江支援荆门，就是来啃硬骨头的！浙江支援荆门医疗队队长、邵逸夫医院党委书记刘利民说：“我们医疗队的首要任务，是把危重症患者集中到这里统一救治，降低死亡率，提高治愈率；希望借助邵逸夫医院国内首家、独具特色的呼吸治疗科等专业优势，帮助当地建立一支危重病人呼吸治疗团队。”
面对这样的任务，这些来自浙江的男护士们将迎接怎样的挑战？从他们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我们看到了坚定的信心。
二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他没想到在这个危急时刻，自己会来到武汉投入战斗，还成为一家方舱医院的院长——这无疑是一场大考。
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强2月7日带队进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
江汉方舱医院内收治了大约1600名患者。由浙江、海南两省携手负责其中一个病区的471张床位，医生6小时一轮班进入方舱医院。在舱内工作时，医护人员尽量不吃饭不喝水，因为防护服脱了就不能再用，物资紧张，能节约一点就是一点，医生们甚至都穿着尿不湿。
2月11日，何强接到了新的命令——支援建设新的方舱医院。2月14日，武汉市委组织部正式任命何强为黄陂方舱医院院长。
黄陂方舱医院是在黄陂区体育馆的基础上改建的。2月14日上午，新改建的B区准备就绪，可以收治病人了。这里的患者多是从当地社区转过来的，都是年龄在65岁以下的确诊患者。医护人员需要和当地社区沟通，汇总入院人员表单。
何强说，在硬件上，新建的黄陂方舱医院住院环境好一些，这里原先是体育馆，卫生间多一些，场馆内部安装了暖气片，新增的B区有洗澡的地方。医院里还配有液晶电视、Wi-Fi，病床用的都是席梦思，睡起来舒服一些。考虑到每个床位旁装插座不安全，因而准备了几百个充电宝。
有了江汉方舱医院的工作经验，何强和团队来到这里后优化了医护人员的出舱流程，从原先的半小时缩减至10分钟。同时采取弹性上下班制度，不让医护人员同时拥挤在医护通道出入口，避免感染。
何强还为黄陂方舱医院引进了一个秘密武器——“超声机器人”。在浙江省人民医院5G智慧医疗创新实验室远程超声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手柄操作，可以控制距离杭州700多公里的黄陂方舱医院的超声机器人，隔空为患者进行超声检查。
5G技术为远程实时操控提供了更加稳定、安全、快速的网络保障。“这个超声机器人，相当于在我们的枪上安装了一个瞄准仪，让我们打得更准。”何强说。
在这里，医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每隔三小时就要检查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及时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甄别出那些正在进展为重症或者危重症的患者，然后迅速联系指挥部，将他们转到有更强救治能力的相关医院去。
2月15日这天，何强带队查房时就发现了两位患者需要转院治疗。
一位是50多岁的男性患者，住进方舱医院后他时常觉得胸闷、心悸。医生根据患者的主诉症状，为他做了心电图等检查，结果显示有异常，最终被确诊为释放性的心律失常。新型冠状病毒会对人体造成多脏器的损害，包括心脏。
还有一位是40多岁的男性患者，住进来的时候就高烧不退，血氧饱和度也往下掉，一直下降到了90%左右。按照要求，血氧饱和度下降到93%就已经达到转院标准了。
除了甄别出需要转诊的重症患者，在查房时还要关注那些病情已经好转，有希望尽快出院的轻症患者。
对于少数情绪焦虑的患者，医护人员会耐心地疏导，还有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安抚。何强说：“接下来，我们会让一些心态积极的轻症患者来当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一起为需要帮助的患者做心理疏导工作。”
三
本来，医生是问诊开药的。然而现在我们还未找到攻克病毒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我们的白衣天使只能在抗“疫”前线摸索着前行。
2月17日，是郑霞在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的第25天。这一天，她和团队研究发现，连续的俯卧位通气能明显改善危重型患者，特别是气管插管患者的氧合指数，为救治争取更多时间窗。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1月22日，在浙大一院综合监护室工作了15年的郑霞向组织提出要去支援武汉。不待这事拍板，1月23日郑霞就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电话：“疫情紧急，需要您马上到武汉去支援。”于是，郑霞成为诊治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也是浙江派出的第一位支援武汉的医生。
她连夜抵达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可谓与死神抢时间。1月24日，郑霞正式负责医院南7楼ICU的病人管理。人们可能不知道，在这里，住院的楼层越高，代表患者的病情越重。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首家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也是当时收治患者数量最多的医院。用郑霞的话说，金银潭医院的ICU，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也是医护人员开展疫情阻击战最核心的区域，很多危重症病人集中在这里。
第一次走进ICU，郑霞很惊讶：“16张床位全都是满的，病人的情况都蛮严重，要么气管插管，要么高流量通氧、用无创呼吸机，呼吸机调节参数都很高很高，氧浓度近乎纯氧水平。这么多严重的病人，在ICU里是不多见的。”
一边是病毒的肆虐，一边是郑霞和团队一次次的摸索研究。“没有特效药，我们每天能做的就是想办法给病人更多时间窗，只有维持住生命体征，才能给肺的自我修复争取更多时间，给生命争取更多时间。”郑霞说。
俯卧位通气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临床应用一直有比较好的效果，而新冠肺炎患者后期往往也会出现急性呼吸窘迫，俯卧位通气或许能使他们获益。“很多危重患者都是氧合不好，呼吸窘迫，有时候其他该想的办法都想了，病人还是不行，这可能是留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郑霞和团队开始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改善患者氧合。
俯卧位通气，简单地说就是利用人工或者翻身床、翻身器进行翻身，使患者在俯卧位的状态下进行呼吸或者机械通气。
患者翻一个身，需要耗费医护人员极大的体力。ICU里的病人病情都很严重，有的口插管，有的插着胃管导尿管，翻身还要兼顾这些管子不能乱，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病人胖一点，至少需要六七个人一起帮忙，一些人看牢管子，一些人盯牢血压，一些人负责翻身。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做这些事，为一个病人翻身就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但一想到这可能让病人获益，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郑霞说。
在金银潭医院ICU，郑霞早已分不清今夕是何年。她一头扎进这个离死亡最近的病房，制订治疗方案，抢救危重病人。她“送”走了很多病人，深感痛心和无力，但也有一些病人给了她惊喜，让她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有位60岁的患者，有高血压病史，感染新冠肺炎后，用了一段时间无创呼吸机，没熬住，气管插管了，几乎靠纯氧支持，出现纵隔气肿。眼见情况一天天恶化，只能再试一试俯卧位通气了。
“那个大姐蛮胖的，身上有口插管、导尿管、胃管，还有深静脉置管，我们当时六七个人围着她，帮她翻身做俯卧位通气，每天16个小时，然后调整姿势，连续三天的俯卧位通气给了我们惊喜，大姐的呼吸机参数明显变好，氧合指数明显改善。如今，这个大姐已经开始尝试呼吸机参数调整，等待合适的机会脱机。”
想不到，俯卧位通气在患者身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在ICU这个方寸之间，通常绝望和希望并存。有的人离开了，也有人迎来了希望。
2月7日，曾转来一位30多岁的男性患者，是湖北天门的医生，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染病。转到病房时，呼吸机支持力度很高，氧浓度几乎接近纯氧，氧合指数很差。呼吸频率每分钟只有三四十次，说话已经断断续续。幸运的是，经过无创呼吸机辅助治疗，他的病情渐渐稳定。郑霞和团队对他进行早期康复治疗，床边坐起，踏步，举“盐水瓶”等。
经过六七天的治疗，这个患者恢复得很好，经过评估，可以离开ICU了。转病房那天，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这个患者自己抱着氧气枕，步行到电梯口，坐电梯下到3楼，这一路，氧合保持得不错。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想到他从危重症挺过来，一步步好转，郑霞眼眶微红，是的，一条鲜活的生命又回来了。
郑霞的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但她会选择早点到，整理病人资料，了解病人病情进展情况，然后，一层层防护好自己，踏入隔离病房。当她的声音在病房响起，病人们就知道，这个声音甜美的浙江医生又来照顾他们了。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有时还要在腰上佩戴体外动力送风系统，常常累得直不起腰。防护物资特别紧张的那些天，郑霞尽量不喝水，在病房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她常常忙到晚上7点多，才来得及简单吃上几口盒饭。
来到武汉，郑霞没有休息过一天，脸上被护目镜和N95口罩压出深深的痕迹，手背因为长期接触消毒液和频繁洗手已经磨破。
2月14日，由浙大一院院长黄河教授带队的141位医疗队成员抵达武汉，整建制接管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的一个重症病房，第二天即收满了62位病人。
“大部队”到达的当晚，郑霞特意多吃了一盒饭，别人问为什么，她哈哈直笑：“同事们都来了，要让自己保持充沛的体力，和他们一起战斗。”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260多支医疗队、30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他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作为其中一支阵容庞大的团队，浙江医疗队的到来让患者们增添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其实，除了湖北之外，浙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较严重的省份，然而浙江仍一次次地抽调出精兵强将援助湖北。
病毒扼住了生命的咽喉，但它决不会让白衣天使们屈服。穿上那身厚重的防护服，他们就是勇敢的病毒狙击手。越来越多的病人病情好转，从危重症、重症变为轻症；越来越多的病人在白衣天使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康复出院。
致敬每一位白衣天使，致敬每一位最美逆行者，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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